小屋

趁著口試結束的空檔，好好品嚐了詩伯姐千里迢迢寄來的《小屋》。

這本薄薄的小說，聽說影響了不少人的生命；有人感動於寬恕的力量，有人震撼於上帝的形象，更有人憤怒於體制與權力的影響。無論如何，這本書勾起不少人，特別是青少年的讀書慾望，單就這點來說，他已經是本成功的小說！

而就文筆與寫作來說，我著實訝異於他對於上帝觀的處理，是那麼清晰又那麼深刻。三一上帝的教義，很少有牧師願意搬上講台，除了不容易解釋外，恐怕連牧師本身都搞不懂才是問題。

但《小屋》撇除了冷硬的哲學字眼，使用溫馨逗趣的對話，在不模糊焦點的情況下，深刻地介紹了三一上帝各自的特點，以及其獨特的內在關係—當然，這是為情節的需要，刻意選擇的其中一個面向。沿著三一上帝的關係脈絡，《小屋》進一步處理了人與上帝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包括罪疚、審判、寬恕等等議題。整體來說，他認為從關係建構的新社會，是一個不再需要權力、階級，也不再有競爭、對抗的「心社會」，一切觀乎你的態度。

毫無疑問的，這樣的上帝觀對於西方傳統影響下的冷漠、異化社會結構，有著重要的提醒，特別是啟蒙運動帶來個人化的深刻影響後，「關係」已經不再是關注的焦點，如何在群體裡表現自我、攀上高峰，才是當前存在的目的。因此，《小屋》藉著麥肯在神學院的所學、教會生活的體驗，把隱藏於西方傳統背後的上帝形象揪了出來—對人世無動於衷的冷漠上帝、拿著死神鐮刀的審判者上帝，甚至強調階級意識的工頭上帝。透過對這些刻板印象的駁斥，重新賦予上帝一個「老爹」的形象。

然而，這位老爹，是否安居於臺灣的處境？或者，我們處境裡的老爹，其實長的不太一樣？就拿關係來說，在我們的文化裡面，關係從來就不陌生；我們常說：「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顯然，關係的運用一直是我們文化裡的強項，但問題是，書中提及的關係和我們文化裡的關係一樣嗎？英文同樣是relationship，可是兩者意思有沒有不同？基本上，作者的神學底子不差，他除了透過明喻、隱喻將經文嵌入敘事，還把不少神學大師的觀念偷渡進入對話，因此關係這個詞，我相信他是要引用Martin Buber的I-Thou，強調的是兩個主體的會遇，不互相宰制、不互相利用，純然的主體關係。若然，這就與我們常說的關係有不小差距，因為我們常說的關係往往是有目的性的。

再舉一例，創造宇宙後就袖手旁觀的上帝形象，真的是我們對上帝的印象嗎？我認為作者所刻畫的那些刻板印象，我們沒有必要對號入座，甚至，我們對上帝的形象還太過溫馴哩！西方傳統裡，人與上帝的關係是疏遠、異化的，上帝只負責末日的審判，而我們的文化中，人與上帝的關係從過去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敬畏，慢慢轉移至隨便、沒大沒小。換句話說，我們與作者面對的問題並不是那麼一樣，單就這點來說，我們需要強調的是上帝威嚴的那一面—再一次，上帝的形象不是僅止於愛與呵護，聖潔和公義也是上帝的形象，就如先知當日所疾呼般。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樣的閱讀太複雜，看一本書何必走這麼遠？享受裡面的感動，才是最重要的目的！的確，沒有人規定書該怎麼讀，況且，「作者已死」所帶來的文本世界，讀者才是老大，何必窮究其他元素？但請不要忘記，儘管作者不再能對我們說三道四，文本內容所呈現的文化意識，仍然是閱讀必須跨越的第一道門檻，尤其是翻譯文學。這個文化意識，不僅僅是對於社會結構或現象的瞭解，還包括著某些由歷史建構起來的意識。例如作者藉著麥肯的神學院背景來突顯上帝形象時（p.91），其實也反映了當前西方傳統對於神學院的態度，但他卻不必然代表著臺灣的神學環境。如此說來，我們是否也需重新思考搭建於臺灣的《小屋》？

《作為“曾經的壓迫者”，該有怎樣的神學？》續篇...

Everything visible has a connection to an invisible force, to which it is subject. If a thing is to be used, this force must first be consulted.

在上一篇，《作為“曾經的壓迫者”，該有怎樣的神學？》中，我留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尾，沒想到昨晚的一場晚宴，這個結尾突然提前到來。

先講為什麼會有這個晚宴；這場晚宴起初只是Bossman教授的提議，希望研討會的成員在學期末能有個聚餐，不要只是討論桌上捉對廝殺，也能有彼此分享的機會。後來，慢慢演變成固定的年度晚宴，每位成員都會攜家帶眷，並準備親手製作的餐點來分享。

本來，珮恩和我坐在一起，與隔壁來自奈及利亞的博士生Jonathan聊著他關於解放神學的論文，突然間，珮恩不見了…原來被Jonker的太太抓去詢問炒米粉的作法。不曉得為什麼，珮恩總是跟我指導教授的太太很合得來。之前是鄧師母，話匣子打開後，兩人能一口氣聊上好幾個小時，從廚房一直聊到客廳。這次，則是Jonker的太太，Anita，從麻油雞飯與炒米粉一直聊到南非的政經情勢—這部分是我們頭一次從白人口中聽到他們的立場與想法。

其實我之前便曾試探性地詢問International Fellowship的同工，關於Stellenbosch這個地區的薪資收入狀況，她很聰明地馬上意識到我的問題跟種族隔離制度是有關連的，於是在繞了一圈，給了個模糊的答案後，窘迫又防衛地問道：為什麼想知道這些？說真的，我們有點訝異，也有點失望，不懂為什麼她會有如此的反應，難道過了近二十年，這仍然是敏感議題嗎？因此上次研討會表露類似的沈默時，我們很快地把兩個經驗作連結，認為白人都有著同樣的立場—壓迫者的本能性防衛。

然而，Anita自身的經驗談，讓我們清楚知道，問題沒有這麼單純。她自己是白人第二代，從小她接收的是那種黑白分明的種族意識，她的父母嚴嚴告誡著種族間的深邃鴻溝：不能跟黑人有往來，不准帶有色人種回家，白人必須時時刻刻維護著自己的權力與高度。然而，教育與旅行的經驗（因為Jonker曾前往不少國家做研究，而他們總是全家搬遷），讓她深刻瞭解，這不是看世界的唯一角度，況且，信仰的良知告訴她，這完全不是聖經的教導。只是，上一代扭曲的價值觀與沈荷的傳統包袱，讓這一條社會重建與自我身份追尋的路，既艱辛又漫長。

前陣子，她的工作突然被政府徵收，由兩位黑人平分她的薪資，理由是「轉型正義」。事實上，這樣的情形在南非已經不在少數，而且正慢慢增加中。當初種族隔離時期，部分白人當權者仗著法令的規定，給自己提供了不少購買土地的便利。政黨輪替後，特別是曼德拉之後的黑人政府，反過來強制徵收這些「不正當所得」。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白人，被迫必須繳回土地所有權，甚至職場上的工作也被迫需分給黑人。簡單來說，這是屬於黑人思維的「轉型正義」：過去被剝奪的，現在連本帶利討回來，即使該資產是白人合法、非侵略性的所得，也仍伏膺在「白色作為原罪」的意識型態下，不分青紅皂白的搶奪過來。有些白人受不了，便往歐洲遷徙，但經濟狀況較為不好的，只好留下來與政府抗衡（為什麼會有經濟不好的白人？這一篇來自中國學者的文章--南非政經轉型經驗，可以提供一點背景資料，雖然觀點上仍帶有濃濃的中國味，但對中文讀者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不過，Anita的看法相當獨特。在她看來，種族隔離制度是屬於歷史共業，是上一代的歷史遺產，既無法切割，也不能掩面不看。因此她不埋怨當前政府的作法，她選擇接納過去的歷史包袱，承認過去曾有的問題，並勇於向前看。她說目前南非有不少白人第二代，是跟她一樣的立場與觀點。但這明顯不容易，一方面，她們過去默默支持的黑人運動，現在反過來成為壓迫他們的當權派；另方面，她們被迫夾雜在兩代間，既要承受上一代遺留的包袱，又必須從教育的角度跟孩子溝通工作被徵收的問題、種族意識的問題，特別是維繫著三代間的感情。所以，作為“曾經的壓迫者”，他的神學建構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其中讓我最感動的是，他們勇敢面對、認真反省、真誠實踐的態度。

昨晚，我真的能體會那種沈默、苦笑、自我解嘲背後的沈重負荷。而這，才是真正的神學人。

作為“曾經的壓迫者”，該有怎樣的神學？

很久很久以前，白人來到非洲，手中僅只聖經，土地為黑人所有，幾年過去後，黑人手中有了聖經，土地則全部歸給了白人。

這個思考，是源自於前幾個禮拜的研討會，一位來自Unisa的學者提出了白人角度的神學反省。

在這篇名為：Decentring whiteness and doing justice的論文裡，他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the power to ignore race when white is the race, is a privilege，意思是說，當白人運用他的權力要其他種族去忽視他身為白人時，這本身的權力運用就是一種特權。因為白人本身已經享有一定的權力—無論在有形體制或無形的社會意識層面，而當他刻意要透過種族界線的模糊來消解彼此對立的態勢時，反倒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壓迫。

因此，面對神學反省，白人應該不會與黑人一樣，即便種族隔離制度已經解除，黑人與白人面對的問題仍舊不相同，仍舊需要各自不同的處理角度，而這便是白人神學的研究起點。簡單來說，他認為不同的位置，應該存在著不一樣的思考與反省，不為了標新立異，而是為了更多的對話。

說真的，我肯定他的勇氣，因為這篇論文唸完後，全場一片死寂，連平常很活潑、總是第一位發言的阿伯，也在表明自己感覺很不舒服後，沈默了。沒有人正面給予回應，或者應該說，沒有人敢正面回應。我實在不懂這當中所存在的任何微妙張力，或許短短的十個月還不足以讓我深入文化處境探個究竟，可是這個討論氣氛實在太詭異，有種小朋友當面指出國王沒穿衣服的感覺。

回來的途中，我跟珮恩討論著整個研討會的進行，我質疑他怎麼不處理後殖民的議題，明明可以從遺忘與記憶的角度做更深的追尋，至少，敘事記憶的喚醒是意識覺醒相當重要的一步，面對這一群壓迫者，他應該…等等，不對，他本身就是“曾經的壓迫者”，而我怎麼可以要求他從被壓迫者的角度來想事情？

原來，在台灣的我，太習慣從被壓迫者的角度思考，卻忘了壓迫與被壓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視角，硬逼著對方坐在不適切的椅子上，當然會有問題。可是話又說回來，對於一位“曾經的壓迫者”，他到底該有怎樣的神學反省？到底該建立怎樣的神學？

呃，我不確定耶…你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