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經的壓迫者”，該有怎樣的神學？》續篇...

Everything visible has a connection to an invisible force, to which it is subject. If a thing is to be used, this force must first be consulted.

在上一篇，《作為“曾經的壓迫者”，該有怎樣的神學？》中，我留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尾，沒想到昨晚的一場晚宴，這個結尾突然提前到來。

先講為什麼會有這個晚宴；這場晚宴起初只是Bossman教授的提議，希望研討會的成員在學期末能有個聚餐，不要只是討論桌上捉對廝殺，也能有彼此分享的機會。後來，慢慢演變成固定的年度晚宴，每位成員都會攜家帶眷，並準備親手製作的餐點來分享。

本來，珮恩和我坐在一起，與隔壁來自奈及利亞的博士生Jonathan聊著他關於解放神學的論文，突然間，珮恩不見了…原來被Jonker的太太抓去詢問炒米粉的作法。不曉得為什麼，珮恩總是跟我指導教授的太太很合得來。之前是鄧師母，話匣子打開後，兩人能一口氣聊上好幾個小時，從廚房一直聊到客廳。這次，則是Jonker的太太，Anita，從麻油雞飯與炒米粉一直聊到南非的政經情勢—這部分是我們頭一次從白人口中聽到他們的立場與想法。

其實我之前便曾試探性地詢問International Fellowship的同工，關於Stellenbosch這個地區的薪資收入狀況，她很聰明地馬上意識到我的問題跟種族隔離制度是有關連的，於是在繞了一圈，給了個模糊的答案後，窘迫又防衛地問道：為什麼想知道這些？說真的，我們有點訝異，也有點失望，不懂為什麼她會有如此的反應，難道過了近二十年，這仍然是敏感議題嗎？因此上次研討會表露類似的沈默時，我們很快地把兩個經驗作連結，認為白人都有著同樣的立場—壓迫者的本能性防衛。

然而，Anita自身的經驗談，讓我們清楚知道，問題沒有這麼單純。她自己是白人第二代，從小她接收的是那種黑白分明的種族意識，她的父母嚴嚴告誡著種族間的深邃鴻溝：不能跟黑人有往來，不准帶有色人種回家，白人必須時時刻刻維護著自己的權力與高度。然而，教育與旅行的經驗（因為Jonker曾前往不少國家做研究，而他們總是全家搬遷），讓她深刻瞭解，這不是看世界的唯一角度，況且，信仰的良知告訴她，這完全不是聖經的教導。只是，上一代扭曲的價值觀與沈荷的傳統包袱，讓這一條社會重建與自我身份追尋的路，既艱辛又漫長。

前陣子，她的工作突然被政府徵收，由兩位黑人平分她的薪資，理由是「轉型正義」。事實上，這樣的情形在南非已經不在少數，而且正慢慢增加中。當初種族隔離時期，部分白人當權者仗著法令的規定，給自己提供了不少購買土地的便利。政黨輪替後，特別是曼德拉之後的黑人政府，反過來強制徵收這些「不正當所得」。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白人，被迫必須繳回土地所有權，甚至職場上的工作也被迫需分給黑人。簡單來說，這是屬於黑人思維的「轉型正義」：過去被剝奪的，現在連本帶利討回來，即使該資產是白人合法、非侵略性的所得，也仍伏膺在「白色作為原罪」的意識型態下，不分青紅皂白的搶奪過來。有些白人受不了，便往歐洲遷徙，但經濟狀況較為不好的，只好留下來與政府抗衡（為什麼會有經濟不好的白人？這一篇來自中國學者的文章--南非政經轉型經驗，可以提供一點背景資料，雖然觀點上仍帶有濃濃的中國味，但對中文讀者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不過，Anita的看法相當獨特。在她看來，種族隔離制度是屬於歷史共業，是上一代的歷史遺產，既無法切割，也不能掩面不看。因此她不埋怨當前政府的作法，她選擇接納過去的歷史包袱，承認過去曾有的問題，並勇於向前看。她說目前南非有不少白人第二代，是跟她一樣的立場與觀點。但這明顯不容易，一方面，她們過去默默支持的黑人運動，現在反過來成為壓迫他們的當權派；另方面，她們被迫夾雜在兩代間，既要承受上一代遺留的包袱，又必須從教育的角度跟孩子溝通工作被徵收的問題、種族意識的問題，特別是維繫著三代間的感情。所以，作為“曾經的壓迫者”，他的神學建構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其中讓我最感動的是，他們勇敢面對、認真反省、真誠實踐的態度。

昨晚，我真的能體會那種沈默、苦笑、自我解嘲背後的沈重負荷。而這，才是真正的神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