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歷史

上一篇關於雅威的歷史性研究，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是不是我的方向轉了，從文學向歷史靠攏。其實不是，我並沒有放棄文學的進路，而是藉著Stellenbosch的資源，重新學習歷史。

雖說重新學習，但千萬不要誤會台神沒有歷史進路的舊約老師，台神目前的兩位舊約老師都是歷史方面的專家。留學德國的曾老師，專長在於宗教史；橫跨英美兩地的徐老師，則擅長於字義的處理。

只不過，道碩的學習屬於概論性質，無法在各個分科有深入的探討與研習。因此我的歷史性研究學得並不好，都是一些片段性的記憶。再加上我申請東南亞神學院的那一年，曾老師剛好學假，徐老師尚未取得東南亞的教學資格，所以陰錯陽差地，我跟了文學進路的鄧老師。

這實在是相當湊巧，身為新約教授的鄧老師，竟然成為我的舊約指導教授。而也在他的引領下，我開始從事敘事進路的研究。

簡單講，所謂敘事研究就是暫時擱置經文（text）背後的歷史性研究，專注於經文自身的世界中。但這是否意味著完全不管歷史？不，對敘事研究來說，歷史指的是經文中的歷史，也就是文本自己所講述的歷史，而非真實世界的歷史。

例如，當我們談及《以斯帖記》時，我們不真的把波斯的真實歷史放進來，而是將歷史場景搭建在經文本身的敘述裡。所以，我們真的相信亞哈隨魯王統治了一百廿七省，也真的相信宴席持續了一百八十天。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一種敘事手法，單單為了刻畫亞哈隨魯王的特質，並為整個敘事的搭建一個合適的場景。

換言之，敘事研究不去追究真實的歷史場景，反而將焦點擺在經文的陳述裡。這樣的思維並不完全是對歷史的排斥（當然，部分學者會刻意去突顯這兩者間的差異，但這必然有他的理由，暫且不談），而是避免歷史研究的紛擾分散了對經文的觀察，甚至使讀者失焦。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歷史研究了呢？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要讀聖經，單單專注於經文就好了啊！是嗎？也不對，因為歷史研究的發現，提供了我們另一個維度的視角。就以《出埃及記》來說，目前幾乎找不到任何考古學的佐證，不論是埃及的史料記載、當地的陶片或任何考古遺跡，都無法證實當年真的有這麼一大群人走過。甚至，耶利哥城的遺跡也與經文記載有所出入。

那怎麼辦？該相信考古遺跡，而否認經文呢？還是相信經文，不管考古遺跡？其實，這不必然要成為二擇一的問題。同樣藉助於歷史研究的成果，我們現在知道，早期歷史的記載方法與當今的史料處理截然不同。早期的歷史記載，目的在於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所以史家在文字處理上，並非像現在這樣，以精準為首要目標，而是提供事情發生的源由（etiology）。是故，《出埃及記》的處理是做為一種以色列人起源的記載，是在後被擄時期提供身份認同的文字敘述。

換句話說，歷史的處理，讓我們從外部來瞭解文字記載的源由，但文字的處理，則仍須回到文字本身來探究。於是，這就產生了很有趣的意識型態批判（Ideological Criticism）。這個研究的目的，簡單來說，就是去處理經文背後的權力結構。

因為在某一個特定的歷史脈絡產生的經文記載，必然有其特定的意識型態（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神學，像是申命記式歷史史家的神學—the theology of Deuteronomistic History），而這也反應了一種權力的解釋模式。當我們掌握了這個文本的意識型態後，我們便能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不同意識型態的閱讀。

寫了這麼長，重點終於來了：這個進路，很可能會成為我未來的研究方向。所以，這篇網誌可以說是作為一種歷史性的處理，目的在於解釋網誌未來可能出現大量歷史性研究文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