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南非讀書後，對於「禁書」有相當深刻的感受。
這個「禁書」不是早年白色恐怖下被禁止閱讀的黨外書籍，而是因語言隔閡無法閱讀的神學書籍。像是教授開的口試書目，有相當部分是轉譯自德文，也就是德文書籍的英譯本。而這陣子準備論文書目，也發現許多重要文獻都是沒有英文譯本的德文，甚至是希伯來文版本。
語言有多重要？對於舊約研究來說，沒有語言能力，幾乎寸步難行。當然，不少大部頭的書籍都有英譯本，然而翻譯作為一種寫作形式，他還是無法完全呈現原初的語境，這也是為什麼從事舊約研究幾乎都要求英文以外的第二現代外語，特別是德文能力的原因，畢竟早期很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以德文發表。但對於一般讀者，翻譯本的提供遠比提升語言能力實際許多，至少面對陌生領域，中文版的翻譯書籍助益最大。
這個語言問題讓我想到年初鄧開福老師來訪時，我們聊到一個相當有趣的話題：神學書籍的中文譯本。當初鄧老師嘗試引進文學研究，特別是馬可福音的敘事研究，找遍中文的福音書房，卻沒有半本適當的參考書，只好自己編寫中文講義。之後幾年，雖有零星專書問世，像是Ska的《我們的祖先說…》以及郭秀娟的《認識聖經文學》，但整體而言，文學研究的參考書目還是相當貧瘠，甚至不少神學院教授和牧者視其為洪水猛獸，認為聖經是上帝之言，怎可當作文學來研究，簡直大逆不道。
幾年前，香港回來了不少專攻文學研究的學者，掀起了文學研究的風潮，包括Fokkelman, Robert Alter等人的著作才慢慢被翻譯出來，連中國的華東師範大學都翻譯了Bar-Efrat以希伯來文寫作的《聖經的敘事藝術》（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當然，還有好幾本重要書目沒被翻譯，像是M. Sternberg的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或是Gunn and Fewell的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等。但至少，在這些中文著作或譯本出版後，漸漸有牧師懂得採取文學研究的角度來預備講章，神學院也逐漸開設文學研究的課程。未來，相信這個領域的中文書籍將會越來越多，不僅是翻譯，也是本土學者的寫作。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禁書」不再是個問題？不，這僅僅說明，「禁書」在特定範圍裡是個可以被解決的問題，只是需要更多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與嚴重，進而一同改善整個書籍出版的大環境。
坦白講，當前臺灣的基督教出版事業幾乎以神學光譜為導向，不僅各個出版社派系分明，中間偏左的書籍更是難以在書房裡看到。基本原因當然是顧客群，也就是買書的讀者，但更重要的因素則是讀者背後的社群意識型態。在商言商，基督教出版業為了維持生計，除了自己已經規劃好的方向外，沒有「特定」神學院教授、牧師背書或推薦的書籍，決不敢貿然出版，一方面避免賠錢，另方面維持聲譽，減少被標籤化或污名化的可能。
因此，要解決「禁書」的問題，最快的方法就是讀者自己培養閱讀的能力，既是克服語言隔閡，也跨越知識壟斷。換言之，唯有讀者提升自己的素質，讓神學光譜產生位移，就如之前提及的文學研究一般，那麼出版社才有理由出版好書，畢竟沒有讀者的出版，根本沒有意義也不會有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