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與聖經研究

這是1990s被發現的碑文（Tel Dan inscription），上面提到「大衛的家」（the House of David），是考古學史上頭一次發現大衛的名字。

從沒想過考古學的研究這麼有趣，讓先前讀過的理論建構呈現了更為清晰的圖樣。由於現在的歷史研究已經離開十九世紀著重的歷史事件考據，而從社會歷史層面（socio-historical approach）進一步去探究處境中的社會張力，諸如政治、經濟、宗教等等不同結構元素間的相互關係與影響，因此考古學所提供的物證，包括祭壇的建構與位置、城市的破壞狀況甚至飲食習慣便直接或間接地給了相當有力的推論基礎。

根據Israel Finkelstein的看法，近東考古學依據研究的取向可以粗略被分成三個陣營。第一個是來自Anglo-American的傳統，以著名的舊約學者William F. Albright為首；Albright認為考古學扮演的是輔助角色，為舊約聖經的記載提供近乎逐字的解釋。例如20世紀初期，考古工作發現不少迦南城市曾遭受嚴重破壞的痕跡，Albright便以此作為佐證，認為舊約聖經關於攻取迦南城邑的記載可以完全被證實。然而不久，考古學的研究推翻了Albright的主張。學者們從遺址的摧毀狀態判斷，這些城市其實不是一次性的被攻克，而是反覆不斷的被毀壞、建立、再破壞，與聖經的相關記載不是那麼接近，反而跟以色列的起源比較有關。

如果將Albright及其學生歸於光譜的極右端，那麼PhilipDavies與Thomas Thompson等學者便是光譜的極左端。根據這些所謂極簡化（minimalist）學者的觀點，舊約聖經是在相當後期，大約是波斯甚至希臘化時期所編輯完成（約西元前5-2世紀），因此完全缺乏歷史的基礎，幾乎是以想像的方式來建構理論。換句話說，舊約聖經是某一個特定族群，比如當時被擄的政治菁英（elite），依據他們獨特的意識型態以及利益需求所想像以及建構出來的文本。不過，考古學的研究慢慢發現有很多舊約聖經的記載內容相當接近出土的遺址與碑文裡的記錄，諸如創世紀的米甸商隊，或者出埃及的政治與社會狀態，不太可能是憑空捏造，肯定存在著早期的流傳。

因此，Israel Finkelstein將自己劃歸在兩個光譜的中間，既對聖經記載與歷史事件間的溝渠持保留態度，也對古代碑文、遺址的鑽研保持高度熱誠。他認為，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是一個相當寬廣的範疇，即便是同一個陣營的同場講員Amihai Mazar，也不完全與他站在同一個點上。他強調，考古學並非以推翻聖經為目的，當然也絕非單純作為聖經的佐證，它僅僅是通往過去的一道門；遺址或考古文件不會說謊，但也不代表聽的人都抓得到重點，甚至沒有誤解。

舉個例來說，創世紀裡面所提及的駱駝，基本上不可能在那個年代出現，因為駱駝的馴化大概是後面一兩個世紀的事情，而非利士人的出現也跟亞伯拉罕所被定位的年代不甚符合，他們實在是比較後期才移居到岸邊的民族，這可從他們相當獨特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等得知。但這是否意味著舊約聖經不可靠？不，這些雖然是相當明顯的時代錯謬，然而除非我們排除口述傳統的可能，否則我們不能據此推論舊約聖經完全是捏造。換言之，口述傳統是早期近東民族相當重要的訊息傳遞方式，當後代以書寫方式記錄下口述歷史時，該記錄的作者仍存在著相當寬廣的寫作自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在創世紀裡看到駱駝或在亞伯拉罕時代看到非利士人的原因。

嚴格來說，考古學絕非聖經研究的附屬科目，他本來就是獨立的一門學科，從文化、社會型態、宗教政治等等不同面向，甚至人種學、文化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整合，來進行古代碑文、遺址的鑑定與解釋。近代與聖經有關係的考古學已經比較少被稱為“聖經考古學”，而以“近東考古學”來取代，因為研究的對象並不侷限於聖經的經文記載，乃更多的觸及典外文獻與遺跡。不過很可惜的，臺灣相關的教學與研究除了稀少外，往往偏重於Albright的傳統，很多老師對於學術界的研究與共識，仍然持著保留，甚至排斥的態度。我瞭解在研究與牧養之間的差距，然而這卻不應該成為拒絕的理由。懇求上帝給予我們更寬廣的心，能夠更深入認識上帝所造的奇妙。


附註：
我引用的是這本“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Israel”（右下角有展示），兩位作者Israel Finkelstein和Amihai Mazar都是實際進行探勘與挖掘的考古學家，也在舊約相關的理論建構上有著重要的貢獻。事實上，這本書是他們在SBL(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研討會上所發表的系列文章，再透過另一位學者Brian Schmidt的彙整而成書，非常值得一看，討論了許多頗受爭議的考古議題。